在大街上，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。吓是吓坏了，但心静下来后，她伏案写出了《抢劫犯查理和我》。一个阳光和雾气的交织的早上，邻居阳台上晾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，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，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，回屋就写出了《女房东》，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臆想，写得入木三分，一举摘下台湾“中央日报文学奖”的一等奖。
在学校里，同学给她讲了个华人移民的故事，她回去一琢磨，写出了《少女小渔》。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，还收获了3000美金。更妙的是，一天早上，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她，说：“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。”
那时，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熟悉，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，问：“请问你叫什么?”
对方回答说：“我叫李安。”
严歌苓又问：“你拍过什么啊?”
“拍过一个《喜宴》，你看过吗?”
“天呐!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!”
最后，拿到了一笔钱，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，足以让她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，不再去打工，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。而且从那之后，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：编剧。
后来有人问：“从一个名作家，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，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?”严歌苓说：“这有什么落差，我觉得完全OK啊。”
经常开玩笑，说自己是个“写稿佬”，很少自称什么作家。一提作家，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来了。人生在世，其实最忌讳的，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。以前公子就写过，葛优红了，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他，他说：“我不去，我在中国把戏演好就行了，有人觉得把演员叫戏子不尊重，我觉得戏子挺好，我就是个戏子。”阿城发表《棋王》，在大陆火得一大糊涂时，跑去美国给人刷房子、遛狗，过得特别开心。
越是生命力饱满、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，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。身份感越强的人，越像工资几千却挎着上万奢侈品的白领，奢求外界投来的艳羡目光，而不是内里对自我的充分肯定。
05
《少女小渔》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，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。那一年，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，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。此后她的作品，就频频被搬上大银幕。
除开电影，在影视剧领域，严歌苓的每部作品，都要掀起收视狂潮：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《铁梨花》《小姨多鹤》《第九个寡妇》…
1995年2月，严歌苓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自己的好友，在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打来的：“我决定自己导片子，就拍你的《天浴》。”
严歌苓问：“为什么非要拍这个?”
陈冲说：“看了好多影片，都是些现代人猥琐、变态，精神委靡的生活，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，连点诗意、浪漫都找不到。我就要弄一部《天浴》这样的东西，提醒一下自己，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时期，哪怕自认为神圣。”
对这部电影，陈冲极为重视，激动得睡不着觉。从柏林回到旧金山时，她已经写完了剧本初稿。为了《天浴》，她推掉了一切角色，甚至连大导演伍迪·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。
最终，这部电影不负众望，拿下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，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奖提名，最后还被《时代周刊》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。而那时，年仅17岁的李小璐，直接摘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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